壯年遊民急速增加


天下雜誌第239期2001/04/01夏傳位


接連不斷的自殺風潮、層出不窮的他殺案件……，當經濟榮景只受惠於少數人時，社會力量將會如何反撲？在政府只顧產業的「成長」，而非「就業」的情況下，廣大的中產階級又該何去何從？



最近許多人的日子都特別難過。

就好像得了瘟疫一樣，「無預警裁員」一下子蔓延開來，衝擊同樣毫無預警的社會大眾。僅僅將曝光較多的裁員事件列一張清單，就夠嚇人了：明日報、宏碁電腦、倫飛、東元資訊……。
　
然而，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。幾年前，電腦業者外移的準備就在鴨子划水了。「海外廠拼命蓋，人員派到海外；留在台灣的編制用各種方式縮編，任何一個叫得出名字的廠都這樣幹，」一位公司外移之後，幸運轉到半導體業的業務員說。他之前工作的知名廠商，藉著921地震廠房受損之便資遣員工，一下子從1200人裁到只剩200人，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大的關注。
　
外移的產業，從傳統產業擴大到「高科技」電子製造業。失業者的面貌，也從中高齡、低技術的體力工，蔓延到作業員、工程師、助理小姐，甚至高階主管。
失業範圍全面擴大。「失業不僅僅只是失業而已，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，」快要退休的西門就業服務站站長單世堯在狹小的辦公室中說，「老人的就醫、就養怎麼辦？小孩的就學怎麼辦？」
　
業界外移、國際化的腳步是無法停止的。但是外移撕裂了社會連帶，「社會反撲」就以各種形式紛沓而至。一起又一起的自殺風潮，造成人心惶惶；負債累累的兒子為了詐領保險金，殺死老爸；失業漢鋌而走險，行搶超商，打劫路人。
　
在全球化、大幅運用資訊科技的「新經濟」當中，市場銷售的冷熱，往往立即反映到最上游的製造商，幾乎是同步地進行產銷、庫存的調整。譬如上月雅虎、英特爾、思科一發布獲利警訊，就分別立即裁減數千名員工。台灣顯然也走上這條道路。
　
果真如此，未來失業者的面貌，就不一定局限在某個年齡、教育與技術程度（如中高齡的勞工），「失業的可能性會全面擴散出去，」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忠吉認為。因為未來產品的週期更短，市場的變化、技術的更新愈來愈快。「企業終身雇用一個員工，需要不斷做在職訓練，花費成本高，」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郭吉一分析，「不如解聘舊人，重新招募新人。」
　
吳忠吉也認為，未來企業的需求型態將是套裝、而非單一的，人力派遣與外包大行其道，「有事向外買人才就好了，雇傭關係逐漸轉成承攬關係。」因此，每個員工包括老闆，都要有不斷換工作的心理準備。未來的工作人，為了要「成為組織的競爭優勢，而不是累贅」，必須不斷進修—工作—再進修，努力保持自己作為「商品」的附加價值。
　
在吳忠吉的描述中，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經濟，也是一個高風險、高殘酷的社會。以歐、美與日本為鑑，社會逐漸分化成一小撮極高薪、以全球為家的專業人士，以及大部份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。「高級勞力供不應求，低級勞力供過於求，中間的那一層則逐漸往下掉，正在消失當中，」吳忠吉說。
　
譬如，全球最繁華的大都會中，遊民的數目都在急速增加。根據紐約市政府的估計，紐約市每晚光是到收容所尋求庇護的人，就高達二萬五千人，是八○年代至今的最高紀錄，這還不包括露宿街頭的人。日本大阪公園內，到處是遊民搭蓋的帳棚，蔚為奇觀，甚至吸引《紐約時報》整版的深度報導。
　
報導中最後說：「日本人深信所有國民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，但是如今此一信仰動搖了。」但搖搖欲墜的，又豈只是日本的中產階級呢？歐、美已經蔚然成風的潮流，台灣正邁向開端。



所得差距持續擴大
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，從1984年開始，台灣家庭所得最低的20％與最高的20％之間的差距，就逐漸拉大，而且速度愈來愈快。
　
如果將家庭所得從最高排到最低，依序分為5等份，收入最低的20％與次低的20％家庭，近10年來所得遞減的幅度最大；中間的40％維持不變，所得最高的20％則在持續上揚。

1982年，最高與最低之間差距4.29倍，到了1988年，擴大為5.5倍。如果趨勢不變，未來中間40％家庭的所得，是否還能保持不墜？值得觀察。
　
所有研究遊民的專家也都同意，在台北市，因為長期失業而成為遊民的人數，正悄悄增加中。在深夜的台北火車站地下候車室，水泥地上躺著一排排無家可歸的人，其中許多是30至40歲的壯年男子。他們白天在附近閒蕩，撿拾旅客吃剩的食物，以及旅客遺留的報紙，從裡面的分類廣告中尋找工作機會。

「這些人大多因為中南部失業太嚴重，來台北碰運氣，資源用光了，又沒臉回家，就變成街頭遊民，」台北市社會局唯一一位服務遊民的社工員楊運生分析。追溯失業的深層因由，其實是「人的訓練，跟不上產業變遷的速度，」中華經濟研究院第3所研究員辛炳隆說。



產業只顧成長，不顧就業

然而，台灣過去在追求高經濟成長時，從來沒有在「勞力結構」與「產業結構」兩者之間，嘗試做一點平衡；台灣的產業政策，從來就是只顧「成長」，不顧「就業」。

回顧這段錯誤的歷史，民國75年之前，台灣的傳統產業（包括民生工業與石化工業）就出現衰退的徵兆，失業率曾經逼近3％。但是，當時政府並未積極介入，從教育、產業、勞工、社會福利等各種方向預作規劃，未雨綢繆。
　
反倒是隔一年之後，台幣對美元緩步升值，累積的大量外匯變成熱錢湧入，炒股票與房地產。當時最有名的一句話，就是「台灣錢，淹腳目」。「結構性失業」、「產業失衡」的隱憂，被瘋狂投機的台灣社會拋諸腦後。大家樂、鴻源事件都在彼時發生，不僅社會風氣丕變，也種下後來金融體系敗壞的惡因。
　
資訊業此時逐步興起，似乎恰好彌補產業轉型的空窗期，一時間絕大部份的社會資源，從股市游資到政府的各種租稅優惠，通通傾注到資訊產業之中。資訊業集三千寵愛於一身。但雇用國內大部份勞動力的傳統產業，卻在缺錢、缺人才、缺技術的困境中，只能外移或等死。
　
直到最近，不但傳統產業坐以待斃，連資訊產業也開始外移時，社會才驚覺失業的嚴重性，但是問題已經沈痾難解。「我們一直天真的相信，高成長會自動帶來高就業，」台北縣副縣長、著名社會福利學者林萬億說，「結果是，昨天的高成長，以今天的經濟失衡為代價。」
　
林萬億認為，亡羊補牢之道，唯有讓產業、教育、勞工、社會福利等等政策同步發展，相互整合，才不會「即使現在將經濟搞活了，下一階段社會又跟不上。」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現在台灣的社會安全網，處處都是破洞。
　
譬如教育，台灣「開這麼多大學，也不管學生出去有沒有工作，」林萬億批評。況且，這幾年經濟轉變這麼快，「學校老師有能力教社會需要的東西嗎？」中經院研究員辛炳隆質疑。
　
這次失業潮，讓南部許多高中、高職學生付不出學費，因而輟學。嘉南藥理科技大學，就有數名這樣的學生。該校一位老師感嘆，以前台灣最引以自傲的，就是教育機會均等，讓社會有較高的流動性。「我真擔心，以後窮人的子女，都被擠壓到底層去，」她說。
　
安全網要做到怎樣的程度才夠，牽涉到國家整體發展的辯論。台灣應該走重視自由競爭的美式資本主義，還是走重視社會安全的歐式資本主義，一直是低度辯論的議題。林萬億從他在美國留學的經驗，提供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。「美國貧富差距懸殊，還能維持強大國力，有她特殊的條件，台灣很難做到，」他認為。



不同階層彼此交錯

條件之一，就是地理上的開闊廣袤。在美國開車不小心闖進貧民窟，可能半小時出不來。但是，車子駛離之後，也可以拋得遠遠的，眼不見為淨。在空間上，高級住宅區與貧民窟隔得清清楚楚，形同2個永無交集的世界。許多有錢的美國白人，一輩子沒踏入過貧民窟。

雖然貧富差距懸殊，但空間的區隔與距離，讓社會秩序勉強維持。相形之下，台灣社會太擁擠了。人與人摩肩擦踵，資訊快速傳遞。一群人的沈淪，很難不影響另一群人。
　
有一天，林萬億在街頭正好觀察到以下的故事。1位父親帶著小兒子在來來飯店旁洗車賺錢。一輛黑頭車開來，大老闆下車走進來來飯店吃2千元的高級餐；司機下車去旁邊餐館吃2百元的便飯；父子兩人洗完車後，去路邊攤吃60元的麵。
　
在台灣，這三種命運都重疊在同一個空間發生，讓人無法不比較其中的差異。小兒子感到心中的無名怨氣，順手拿起銅板就刮壞附近汽車的烤漆……。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遠見，足以看見並預防日後的社會反撲？



「贏者圈」加速社會兩極發展

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，數度在公開場合發表他對「知識經濟」的擔憂。他說，歐美社會已形成少數的「贏者圈」（winner circle），拉大與其他社會成員的距離。事實上，嚴重的「兩極化」現象，讓歐、美社會學界甚至發明新字：underclass（社會底層），來指涉加速資本全球化、解除市場管制之後，出現的新興社會問題。

Underclass一詞泛指在正常勞動體制之外的邊緣勞工、少數族裔、遊民，或各式各樣在貧窮線上下掙扎的窮人。他們落在「階級之下」（under-class），被社會排斥，甚至連形成階級的資格都沒有。

為什麼經濟榮景沒有帶動整體社會富裕，卻形成兩極化的現象呢？原因在以服務業為主體的「後工業社會」本身的特性。



服務業的兩極化趨勢
美國兩位教授Appelbaum與Albin發現，從1973到1987年之間，美國新增加的工作，主要是分布在2個極端：一是知識密集產業增加900萬個工作，需要高學歷，給付高薪水。另一個極端是，低階的服務工作增加1100多萬個，分別佔總工作數的30％與39％。

1992年，美國勞工統計局預估到2005年時的情況發現，低薪的服務業工作將大幅成長，3種服務業會佔去美國一半的新增工作機會：百貨業、健康服務與商業服務。

增加人數最多的職業依序：百貨銷售人員、護士、櫃檯會計、卡車司機、餐廳侍者，看護、大樓守衛。這些人的薪資是192年平均薪資的40％而已。勞工統計局也不認為，中位薪資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增加。



工作外包成趨勢

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工作，在1992年佔23％，勞工統計局預測到2005年只增加1％，變成25％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森（S.Sassen）分析，這2種工作（一種是極自主的專業人士，另一種是低微的服務人員），都有彈性化、外包的趨勢，不需全職工。

由於中間階層的技術勞工式微，一般公司在職訓練、層層晉升的內部管道也跟著沒落。形成「贏者圈」與「輸者圈」2個集團，對城市的民主政治與消費文化，有深遠影響。新贏家的消費模式，主要是量身打造的個人服務，譬如特殊設計的服裝、純手工精製的美食、高級餐廳的侍者等等，這些都是相當勞力密集的產業。

贏家與輸家，相生相倚，互相因對方而存在。相較之下，中產階級的消費模式，以超級市場、量販店為代表。這是大量生產、資本密集的產業。薩森教授認為，2個極端集團的生活、消費都不同，其實已經危及民主的大眾基礎。因為形成共同對話基礎的文化不見了，社會沒有共同的價值觀，很難達成共識。



從製造業到服務業

從台灣的統計資料，也可發現相似的趨勢。產業結構明顯地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。從1990到2001年第1季，工業佔GDP比重一路下降，從41％到30％，服務業佔GDP比重一路上升，從54％到68％。勞動結構也是如此。從1990到1999年，工業人口佔就業者比重從40％降到37％，服務業人口從46％升到55％。

勞委會統計處的資料也顯示，從92年到98年7月，各行業受雇員工當中，增加最快的職業類別是「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」。但平均薪資只有25000元，比「非技術工及體力工」的26000元還少。

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的資遣通報也顯示，去年自營類型的傳統商業減少許多，如傳統的房屋仲介、餐飲店等。中心主任郭吉一表示，主要是被大型的連鎖店所取代，可見服務業正在劇烈的升級、重整中。如何預防兩極化現象出現，是政府施政的重要挑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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